走进“银河”机宽敞明亮的机房，只觉得耳目一新。圆柱形的主机站立在中央，英姿飒爽，威武雄壮。看着这姿态优美、光洁精巧的系统，国防科大的同志们倍加思念多年来一起呕心沥血研制“银河”机的外单位战友。在研制“银河”机的过程中，一些兄弟单位向他们伸来了热情援助之手。
湖南大学、湖南师范学院、复旦大学、武汉大学、航天工业部、国防科工委情报所等20多个单位派来了白己的技术骨干。谈起参加协作的技术人员，国防科大的同志们给我讲了许多:他们同国防科大的同志一起蹲机房，值夜班，啃面包，钻研理论和技术问题，齐心攻关，毫无保留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。湖南大学计算机系郭自华同志当时是位中年讲师，她从1979年起就参加了向量识别器的研制工作。每次到国防科大来使用计算机，她都要清早动身，挤着转三次车，才能赶到。
中午买个面包作午餐。有时遇到白天上机不顺利，晚上就会彻夜不眠。这时，学校里正进行副教授的评定工作，组织上让她提出申请。但是，她考虑到由于科研，教学学时的指标还没有达到，就主动放弃了晋升的机会。
最后，她同其他同志一起研制的向量识别器通过了鉴定。余龙生参加标准数学子程序库研制工作的时候，还是湖南师范学院的讲师。1981年，他因家庭困难，调到江西工作。人虽离开了长沙，任务却随着他带到了江西。
白天，他给学生讲课，晚上，他挤时间从事“银河”机的研究工作。
1983年初，余龙生正准备买年货过春节。国防科大通知他参加“银河”机联调“拷机”。他顾不上忙家务，匆匆登上西进的火车。到了招待所，把行李往铺上一放，便一头扎进了机房。
长沙的初春，阴雨连绵，有时屋里比室外还冷。余龙生曾经得过肺结核、肺气肿，天一冷便咳嗽不止。有一次，同志们发现痰盂里有血。问余龙生，他只是轻淡地一笑，说:“没啥，过几天就好了。
”晚上，国防科大的同志带着营养品到招待所探望余龙生。他不在，找遍招待所楼上楼下都没有。当他们来到机房寻找时，只见余龙生正在那里紧张地埋头工作。经过考核，余龙生编的程序的质量和精度都符合要求。
在这两年中，人们不知道他为“银河”机到底加了多少班，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，但人们知道，他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加班费。采访时，我还听到了一则在实验室度蜜月的佳话。国防科大自动化室的徐鸣在1982年7月结婚了。他爱人乔立新是国防科大77届毕业生，在北京工业大学工作。
本来，小徐的父母要他们去西安结婚，然后到北京探望老丈人，再到广州去看看舅舅。这个小小的旅行计划，在现在的青年人中是很时兴的。但是，小徐参加“银河”机研制工作，离不开。简朴的婚礼只得在长沙举行。
那天晚上，客人们陆续离开了新房。徐鸣间:“立新，你打算这个月干什么?”“你说我做点什么好呢?”乔立新明知徐鸣的心思，故意反问了一句。小两口对视着笑了。
第二天，这对老同学新夫妻一起来到实验室，加人了紧张的战斗。他们同大家一样，从下午一直干到深夜。此后的20多天，他们没有一天不在实验室度过，直到任务告一段落。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中国知识分子，就是这样顾全大局，大公无私，勤劳刻苦，可敬可亲!“银河”机是研制、生产、使用单位大协作的产物，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。
“银河”机将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显出神威。“银河”诞生，光耀神州。写于1984年1月5日